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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求治之九:前宰相杨炎之死与两税法改革

时间:2018-04-13 17:09     来源:未知    发布:找历史网

 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八月初五(辛卯),正在酝酿反叛的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病故,他儿子李纳自称留后。同时,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率军加紧进攻抗拒朝命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八月二十六(壬子),梁崇义兵败自杀。九月,李纳攻陷宋州。


九月初八(癸亥),兵部尚书翼国公路嗣恭病逝。路嗣恭是京兆三原人,最初名叫路剑客。他历仕郡县长吏,有能干的名声,经累迁官至神乌令,考绩上上,为天下最好。朝廷因为他能干,特意赐名为路嗣恭。后来他历任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出任关内副元帅郭子仪的副使,负责朔方节度营田押诸蕃部落等使。路嗣恭披荆斩棘,尽力守卫灵州。大将御史中丞孙守亮手握重兵,倔强而不受节制。路嗣恭故意称病,召他前来,将他杀了,因而建立了极大威信。永泰三年(767),他检校刑部尚书,负责尚书省事。大历六年(771)七月,他出任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任上恭谨,恪守职责,善于治理财政。有个叫贾明观的官吏,替北军都虞候刘希暹做事。鱼朝恩伏诛时,刘希暹连坐,贾明观因长期作恶犯了众怒。当时宰相元载受到他的贿赂,派他到江南效力。当时的江南节度使魏少游秉承元载旨意包容了他。当路嗣恭取代魏少游时,当天就将他杖杀了,颇得有见识人们的称道。大历八年,岭南将领哥舒晃杀了节度使吕崇贲反叛,造成五岭骚扰。唐代宗下诏加授路嗣恭兼任岭南节度观察使。路嗣恭提拔流放人员孟瑶和敬冕,让他们分管军务:孟瑶主持大军,首当其冲;敬冕从间道轻兵直入,招集义勇,得到八千人,直捣哥舒晃的腹心地带。他二人都有谋略,出其不意,很快就杀了哥舒晃和他的同伙万余人,将他们的尸体筑为京观。岭南各俚洞的宿恶也都被灭族,于是五岭全部平定。路嗣恭因此官拜检校兵部尚书,负责尚书省事。

 


路嗣恭从郡县官吏做起,以至大官,皆以谦恭谨慎,为政恪守职责著称。当他平定广州后,行商搞船运的人,很多因为被哥舒晃事件牵连而被杀。路嗣恭先后籍没他们的家产财宝,多达数百万贯,全部到了他的私室,而不贡献给朝廷。唐代宗因此衔恨在心,所以路嗣恭虽有平定方面的大功,只是转为检校兵部尚书而已,无所酬劳。当唐德宗李适即位后,杨炎受了他的贿赂,才开始追叙他的前功,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东都留守。他很快又加授怀郑汝陕四州和河阳三城节度使,以及东都畿观察使。后来他被内征回到京师,这时去世,终年七十一岁。唐德宗为他取消一天朝会,追赠他为左仆射。


当初,李希烈请求出讨梁崇义,唐德宗因此在朝臣面前极力称赞他的忠诚。黜陟使李承从淮西回来,跟唐德宗说:“李希烈必定能建立这微小的功勋。但只怕有功之后,他会专横跋扈,不为人臣,反而更需要朝廷用兵对付!”唐德宗没把这当回事。


李希烈得到襄阳后,便将它据为己有,唐德宗这才想起李承的劝谏。当时李承任河中尹,于是唐德宗于九月初九(甲子)任命李承为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唐德宗想派禁兵送他赴任,但李承请求只带着很少随骑赴任。到了襄阳后,李希烈把他安排在外馆,对他百般胁迫,但李承誓死不屈。李希烈于是纵兵大肆抢掠山南东道全境,然后才离去。李承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才整治了节度使的军府。李希烈将他的牙将留在襄州,守卫他掠夺来的财产,于是多次有使者往来淮西道和山南东道之间。李承也派心腹臧叔雅往来许、蔡之间,跟李希烈的心腹周曾等人结为深交,和他们暗中对付李希烈。


九月十三(戊辰),唐德宗任命杭州刺史元全柔为黔中经略招讨观察等使。九月二十七(壬戌),唐德宗赐给立功士卒布帛,并让死者家属免税三年。


当初,唐德宗曾征求宰相的意见,问群臣中谁可以担当大任。卢杞推荐张镒和严郢,而杨炎则举荐崔昭和赵惠伯。唐德宗因杨炎的议论不着边际,因此罢了他的相位,改任左仆射。几天后他去谢恩,在延英殿对答。出来后,他直接回府,也没按惯例到中书省辞别。卢杞因此更加恨他。卢杞很快就引荐严郢为御史大夫。当初,严郢任京兆尹,不肯依附杨炎。杨炎很生气,暗示御史张著弹劾严郢,严郢因此被罢免兼御史中丞。杨炎平时就知道源休与严郢有矛盾,便将他从流放地召回出任京兆尹,让他寻找严郢的过失。源休上任后,居然和严郢关系密切。杨炎因此勃然大怒。张光晟当时正在密谋要杀了回纥的酋帅,杨炎便派源休出使回纥,导致源休几乎被回纥人所杀。杨炎不久就以估计田产不实为理由改任严郢为大理卿,当时人们为他感到可惜。这时,卢杞利用人们对杨炎的不满,一心想要陷害他,又知道严郢和杨炎矛盾很深,所以举荐了他。


杨炎的儿子杨弘业不肖,多次犯禁,还受赂请托。严郢对他立案调查,又找到了他的其他过失。杨炎将要修建家庙时,托付刚从河中尹兼都团练观察等使任上转为河南尹的赵惠伯将他在东都的宅第给卖了。赵惠伯于是将宅第买下当作官署。严郢于是开始调查这事,上奏追捕赵惠伯加以审讯。御史认为杨炎当时作为宰相,让下属官吏卖私宅,高估价值,造成官府损失,利用公家谋取盈利,算是贪赃。卢杞召大理正田晋依法决定如何判处,田晋认为:“根据法律,监临官员通过买卖盈利,将以索取贿赂论处,应当免官。”卢杞因田晋不肯迎合他的旨意而勃然大怒,将他贬为衡州司马。他另召其他胥吏来议处,那人便顺着卢杞的意思说:“监守自盗,罪当绞刑。”


当初,萧嵩的家庙对着曲江,唐玄宗觉得那里是娱游的地方,不是祭祀神灵的场所,所以命令他迁走。杨炎修建的家庙正好就在萧嵩家庙的故址,卢杞于是又在唐德宗面前诋毁杨炎,说:“此地有王气,所以玄宗让萧嵩把家庙搬走。杨炎有野心,所以又在这地方修建家庙。”唐德宗更加愤怒。当台司上报具体案情后,他下诏让三司使共同覆审。冬十月初十(乙未,《旧唐书》作十月乙酉为误),唐德宗下诏将杨炎从左仆射的位置上贬为崖州司马,还罗列了他的罪状,然后说:“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但以朕于将相,义切始终,顾全大体,特有弘贷,俾从远谪,以肃具僚。”到离崖州还差一百里左右时,朝廷又派人追上,赐他自缢。杨炎死时五十五岁。赵惠伯也从河中尹位上被贬为费州多田尉,很快也被杀了。


杨炎字公南,是凤翔人。他曾祖父杨大宝在唐高祖武德初年曾任龙门令,刘武周攻陷晋、绛一带时,他不肯投降,结果城破被害,朝廷褒赠他为全节侯。他祖父杨哲,因有特异的孝行,门闾得到旌扬。他父亲杨播,登进士第,但隐居不肯出仕;唐玄宗曾征他为谏议大夫,但他弃官修养。杨播也以孝行著称,门闾得到表彰。唐肃宗因次加他为散骑常侍,赐号玄靖先生。他的传记录在《逸人传》里。


杨炎须眉很美,风骨峻朗,巍然峙立,文藻雄丽。他在汧、陇之间非常有名,号称小杨山人。他最初被聘为河西节度掌书记。神乌令李大简曾因醉羞辱杨炎,这时和杨炎是同僚。杨炎率领身边的人将他反绑起来,用铁棒过了他两百下,血流满地,差点没死去。节度使吕崇贲爱惜他的才华,没有责罚。后来副元帅李光弼奏请他出任判官,他没有应征。朝廷拜他为起居舍人,但他辞去俸禄到岐下修身养性。父母去世丁忧时,他在墓前结庐,号泣之声不绝于耳;加上曾有紫芝白雀的吉祥,朝廷再次表彰他的门闾。因此他家孝著三代,门前树立六阙,是从未有过的。服丧很久后,朝廷起复他为司勋员外郎,又改为兵部,接着转为礼部郎中,负责朝廷的制诰起草。他不久后升迁中书舍人,与常衮一同掌管诰令文告。常衮擅长于百官授职的文书,杨炎则善于书写嘉奖授勋的文书。自唐玄宗开元以来,赞美诏制杰作的人们,总要称道常、杨。


杨炎乐于礼贤下士,以寻求引荐人才为己任,因此士人纷纷归附于他。他曾写作《李楷洛碑》,文辞斐然,文士莫不成篇朗诵。他后来升迁吏部侍郎,兼修国史。自从元载为相以来,常选拔一位有名望和文学才华的朝士,加以栽培,想以后取代自己。最初,他引用礼部郎中刘单。刘单去世后,他引用吏部侍郎薛邕。薛邕被贬后,他又引用杨炎。元载对杨炎的亲信和器重,无人可比。当元载败后,他受到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唐德宗即位后,商议要启用宰相。崔祐甫向他推荐杨炎,说他有文学和器用。唐德宗自己也听过他的大名,便拜他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炎既有风度又有仪表,再加上文学才干,早年又负有盛名,所以天下欣然,都盼望他成为贤相。


当初,按照国家旧制,全国的财赋都收存在左藏库,而太府寺(相当于财政部)四季向朝廷汇报具体数字,尚书比部负责复查财政出入,上下相互制约,所以很少遗漏。当第五琦出任度支和盐铁使时,京师很多豪门大将,对朝廷索求不已,第五琦不能禁止,只好将租赋都转移到大盈内库,好让皇帝满意,天子取用也更方便。后来就成了惯例,因此天下的公赋,成为人君的私藏,有司部门无法知道具体数字,也无法估计财政的赢利或亏空。这样的现象持续了近二十年。宦官以主管的名义负责财政簿册,管理这事的人多达三百人,无不营私舞弊,互相勾结,盘根错节,不能动摇。当杨炎为相时,他跪伏在唐德宗面前请求说:“财赋是邦国的根本,百姓的攸关,天下大治或大乱,轻重都跟它相连。所以前代君王历来都是挑选重臣主持财政,还担心不能办好,往往出现差错。财政大计一旦失误,那么天下就会动摇。先朝临时制定的规定,让内宫官员担任该职,靠五尺宦竖操纵邦国的根本。盈余或亏空,即使大臣都不得而知,也就无法计算天下的利益和危害。臣虽然愚钝,出任宰辅,但陛下至为仁德,总是体恤民众。考虑天下的许多弊病蠹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陛下将财赋交出,回归有司部门,然后估计宫中一年所需的经费,适量奉送入宫,不敢亏欠。如此一来,才可以议政。还希望陛下明察。”唐德宗于是下诏说:“凡是财赋的事今后全都归于左藏库,一律采用原先的办法。每年在其中适量奉送三五十万进入大盈。度支部门必须先将收入全数奏闻朝廷。”杨炎靠只语片言改变皇帝的主意,舆论都觉得不容易,因此得到朝廷内外的称道。


唐朝最初制定令式时,国家有租赋庸调的征税法则。开元中年,唐玄宗修德,以宽仁为理政的根本,所以没有详细登记户籍的簿册。人口逐渐增长,也没有及时更新户册。后来人口死亡,名字也不同了;田产转卖,户额也改变了;贫富升降,房主也不一样了。户部还根据原来的簿册登记上报,所以和当时的实际很不相符。根据旧制,卫戍边塞的士兵,将免除租庸六年,直到服役结束为止。唐玄宗当时正忙着对付夷狄,卫戍士兵经常到死了都无法回乡。边将又仗恃朝廷的荣宠,隐瞒不报,所以死去的士兵在家乡的籍贯还留着。到天宝中年,王鉷任户口使,一心都在聚敛财富之上。他觉得既然户籍还在,那么男丁究竟到哪里去了?一定只是隐瞒为了逃税而已。于是他根据原来的户籍,除掉六年免税之外,征收这些死去士兵家人三十年的租庸。全国百姓被这政策害苦了,又没地方上告。所以租庸征税的弊病已经持续了很久。到唐肃宗至德之后,天下兵荒马乱;最早是因为兵役,后来又有饥荒和瘟疫,征粮运输,百役并作,因此造成人口凋零流失,国家的版图空虚。军国的费用,全靠度支和转运二使。全国各地的藩镇,又被节度使和都团练使等人霸占。负责征收租赋的部门有四个,缺乏统一管理,于是国家的纲目大坏,朝廷不能控制诸使,诸使也不能控制各州。全国各地的贡献,全都进入内库。权臣和滑吏,趁机狼狈为奸。借口为国家进献,私下贪赃盗窃的官员动不动就成千上万。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都有重兵驻守,节度使全都养尊处优,交给朝廷的租赋寥寥无几。征税部门的吏职,全由长官随意署置;俸禄给的多少,也全凭他们高兴。所以征税的官员数百,前任设置的既不免职,重复的也不革除,新旧重叠,不知何处有个尽头。百姓受命供奉他们,沥心呕血,卖儿鬻女,每十天半月就得上缴租赋,没有宁日。胥吏趁机苛求百姓,蚕食黎民。人丁兴旺的富人,不是为官就是为僧,用各种方法减免交税。没有收入却有人丁的穷人则无处逃避苛捐杂税。所以朝廷总讲免税,而地方却老是增税。因此天下残破,民众纷纷流亡成为流民。居住在本乡故土的人百不到四五,这样悲惨的状况持续了近三十年。


杨炎因此在奏对时,恳切谈到征收租赋庸调的弊病,趁机请求实行两税法,以统一征税的规定。他说:“百役之费,一钱之敛。朝廷应当先估计预算,然后根据需要向民众征收租赋,所谓量出以制入。地方户籍不应有主客的区分,根据现居人员登记簿册。百姓也不应有成丁和中男的区分,根据贫富加以区别。没有定居却在当地行商的,由所在郡县征税三十分之一,按照当地居民的征税标准征收,使他们不再产生侥幸获利的企图。当地居民的税收,根据秋夏两季征收。因为习俗不便在秋夏征收的可以更改。租庸和混杂徭役全都免除,但男丁的份额不能取消,出入的申报和以前的规定一样。田亩的征税,一律以大历十四年垦田的数目为准,平均征收。夏税不能超过六月份,秋税不能超过十一月份。一年之后,如果发现户籍增长而税收减少,以及人口流失而有失均衡的现象,地方长吏将根据情节予以进退。这事将由尚书度支总负责。”唐德宗觉得很有道理,予以实施,并下诏晓谕朝廷内外。然而掌管赋税的人觉得他们无利可图,便声言说原先租庸征收的法令已使用了四百多年,旧制不能轻易更改。然而唐德宗下定决心加以实行,给全国百姓带来很大便利。主客不用区分而土地增产,税率不用提高而收入增加,户籍不用再造而虚实清楚,贪吏不用警诫而奸贪不行。自那以后,赋税轻重的大权,开始重新归于朝廷。


杨炎大刀阔斧改革时弊的做法为他赢得了好名声。他掌权数月之后,正好遇上崔祐甫生病,多数时间不视事,而乔琳也被罢免,所以杨炎得以独揽大权。崔祐甫制定的规矩,杨炎都把它们靠边了。当他削减薄护,大肆兴建唐代宗的元陵时,人们便开始对他有意见了。他又专门要报恩复仇。道州录事参军王沼曾对杨炎有过微小的恩情,他便举荐王沼为监察御史。他感激元载对他的知遇之恩,专门寻找以前跟元载过不去的人报复。当初元载获罪时,左仆射刘晏曾负责审理。元载伏诛后,杨炎也受到牵连而被贬官;所以他深恨刘晏。刘晏当时兼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转运、租庸、青苗、盐铁使。杨炎拜相才数月,就要贬斥刘晏,因此首先罢免了他转运等使,将全国的钱谷都归金部和仓部负责。他又建议派人去浚通丰州的陵阳渠,征发京畿民工到西城就役,导致乡闾里弄一片骚扰,最终这工程也没有着落。


杨炎后来的事都已细说,这里就谈些没有提到的事。梁崇义抗拒朝命时,唐德宗想让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率诸军讨伐他。杨炎谏道:“李希烈是董秦(即李忠臣)的养子,董秦对他无比亲信。然而他最终居然驱逐董秦,夺了他的位置。此人为人暴戾无亲,虽然没有战功,还固执强硬,行为不法。假使他平定了梁崇义,那时朝廷如何控制他?”当初,杨炎从南方入朝,途经襄、汉时,一再劝梁崇义入朝,但梁崇义不能听从。不久杨炎又派亲信李舟乘驿马前往游说,梁崇义还是不肯。因此有人认为他的叛逆,都是被杨炎逼迫的。到这时,唐德宗想利用李希烈的兵势出讨梁崇义,然后再对付李希烈。杨炎又固执地不同意,唐德宗愤愤不平地说:“朕已经答应他了,不能食言。”最后还是让李希烈统领诸军出讨梁崇义。


杨炎早年就能写文章,也十分励志。当他成为中书舍人时,依附元载,已受到时议的非议。后来他因为投靠元载而贬官,无比愤怒恚恨,归来后得掌朝政,睚眦必报,产生阴险害人之心,只凭自己的爱憎,不顾公道,以至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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