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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铁腕治贪为何贪官越杀越多?

时间:2018-02-19 15:50     来源:未知    发布:找历史网

 说到反腐治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无疑是公认的史上第一。

说到贪腐,明代却也是史上最为贪腐的朝代之一。

煞费苦心想缔造一个至纯至清的全新王朝的朱元璋,最终无奈地发出绝世悲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朱元璋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满朝文武“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呢?

 

 

治贪腐空前绝代

或许因为是穷苦人出身,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法律来制止官员贪污。

他首先做的也是法治。在朱元璋的主持下,《大明律》将《受赃》专设一篇,条目详尽,惩罚严明,为日后铁腕反腐奠定了基础。

明朝对一般犯罪之人的刑罚限于鞭笞、杖、徒、流、死五种,但对于贪官污吏却设置了多种残酷刑罚:凌迟,抽肠,刷洗,秤杆,阉割,挖膝盖等不一而足,比如官吏受贿枉法者,赃一贯以下杖刑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绞;官吏贪污至六十两银子以上者处死并枭首示众。

这一规定再此看来已经残酷至极了,但是他后来公布的政策却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他对待贪污行为,是宁肯杀错一千人,也不肯放过一个贪污之人。

明朝杀贪官那是相当恐怖的。史料记载,朱元璋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将判处死刑的贪官活剥其皮,然后填充草料,制成人体标本悬挂在官府门前,用以警告后来的官员。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亲诣太平门,将各官吏捶楚无数,刖其足,发于本部昭示无罪者。”

如此残暴冷酷的刑罚,连朱元璋自己也承认:“朕自观之,毫发为之悚然。”

再就是株连。朱元璋规定,凡是有贪污的行为,都必须经过层层的调查,寻根究底,直到把全部案情弄清,将贪污腐败之人一网打尽为止。

比较有名的除了“空印”案,再就是郭恒案。洪武十六年,因户部侍郎郭桓贪污,除处死郭桓外,六部全部十二位左右侍郎,以及大批地方官员也均被处死,死者达数万之多,被牵连破产的地主、百姓不计其数,史称“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为了平息事态,朱元璋后来又将主审此案的数十名官员处死了事。“郭桓案”堪称是场“空前绝后”的反贪大运动。

除了严刑峻法,朱元璋也设立了监察机构,从朝廷到地方处理事情之严厉,权力之大,都是历代前所未有的。在中央朱元璋还设立都察院,将刑、检、法职等都集于一身。不久后又设置六科给事中,专门检举揭发六部中的贪官污吏。在地方上,除了有朝廷亲自派遣的御史之外,还在各省地设立了按察司,专门掌管监察之职;后来又设立了巡抚制度,由朝廷亲信监察地方官员。

还有就是教育。为从道德上对官员、百姓进行教化,朱元璋亲自主持编写的《明大诰》(大诰前后共有四编,一般合称《大诰》或者《明大诰》)。《明大诰》实际是部特别法案,其236条中,有一大半是惩治贪腐的条款,而且远比《明律》为重。

在朱元璋的大力主导下,当时的官吏和百姓,都要学习《明大诰》,政府还在各地组织专人讲课,一时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洪武年间,《明大诰》约印行了数千万册,几乎到了人手一册、家家有此书的地步。朱元璋希望“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他又亲临午门讲课,还把此书列为了国子监的教授科目。

“朝杀暮犯”

贪官越杀越多,应该是朱元璋时代真实的写照。

史料记载,在他当政的31年中,累计有15万人因贪腐掉了脑袋,平均一年将近5000人。而那时候的官员才有几个呢。

所以说,贪官污吏如同雨后春笋,一群群的冒出来,杀也杀不尽,这本身也不是正常的。

在史料记载里,有这么一条,可以充分说明当时官员的日子有多难过。洪武十九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位进士监生。一年后,这些官吏被杀6人,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一个都没能幸免,全军皆没。

由于连绵不断的运动牵连极广,有案可查的是,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之后的长长十九年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官员没一个能做满任期的,几乎全都还没等到述职考核,就被贬黜或诛杀了。

朱元璋是这样说的:“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煞费苦心想缔造一个至纯至清的全新王朝的朱元璋,应该是至死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满朝文武“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呢?

痛苦之下他无奈地发出绝世悲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帝制下无法修补的漏洞

历史上看,朱元璋反贪,起罪之低、处罚之重、涉及之广、时间之长,绝对是史上第一。

之所以贪官越杀越多,根源在于朱自己,也就是朱元璋杀贪治贪的动机。

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治贪反贪不仅仅是为了政治清明,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皇权,保证他自己以及他的后代权利不受影响。所谓的反贪,更多的是为了清除异己。

下面是湖南文化学者海舟发表在《深圳特区报》上的一篇文章总结的,摘录下来:

“漏洞”之一: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朱元璋制定的律法都是以维护皇权为目的,并且官权皇授,监察权完全依赖于皇权的保护,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人治,而非现代政治理念中的法治概念;而且明代监察官只有“弹劾权”,如何惩治贪官并不取决于法律条文,而是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与贤庸。

以明代为例,朱元璋时代由于皇帝尚算贤明,故能以铁腕作风对腐败形成高压之势。但洪武之后,世宗专事斋醮祷祀,熹宗只喜木工作业,这两人别说依法反贪,连朝政都懒得理会,于是严嵩和魏忠贤两位奸臣便大肆窃权弄权,组织了一张庞大的系统腐败网。至此朱元璋的反腐成果便荡然无存,明朝的吏治也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

“漏洞”之二:以君子之道行奴才之役。由贫到贪,虽然只有一撇之差,但要固守这一撇的清廉,道德的内省尤为重要。朱元璋一方面要求官员作清廉君子,行圣贤忠孝之义;但在内心深处却把所有官吏都当成奴才走狗使唤,当成窃贼奸贪提防,这就从人格和道德的高地上彻底否认了清官存在的可能性。

而另外一个更大的诱因就是明代过于低廉的薪水。明朝的低薪制低到匪夷所思,作为正二品的大官,海瑞身后留下多少遗产呢?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结果只有竹笼一只,内有奉银八两、旧衣数件而已。连出丧的费用都不够,还是靠同僚募捐才得以下葬。在明朝做一个彻底的清官竟是如此艰难,海瑞一生惟一奖赏就是再三被皇帝罢黜,老无所养,病无所医,以至于生前母亲难得吃上一回肉,死后连自己的尸骨也差点不能下葬。这种变态的官场文化,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好人都逼成了贪官,朱元璋又如何能不遭遇愈反愈贪的尴尬呢?

“漏洞”之三:有监督之名无制衡之道。如果把明朝的腐败和反腐失利仅仅归咎为权力监督的失控,那就大错特错了。朱元璋通过都察院、锦衣卫、东厂西厂,广设检校,遍布耳目,对天下官员实施了无以复加的监督,甚至有贪官白天收银子,晚上就有特务上门抓捕的情况,这种“朝贪而夕狱”的监督,效率之高令人恐怖,但这种监督却没有让贪腐稍有收敛。原因何在?

唯一能真正肃贪的路,就只有法治一条路。朱元璋不可能有这个觉悟,不但没有,还直奔人治倒退大路,于是即便手段再狠再残酷,明朝的贪污却依然甚于之前历朝,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via @驴行天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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